青島立法“吃螃蟹”卻鮮有響應

半月談記者

頻繁曝光的諸如“學生辱師”“跪求學生學習”“弒師案”等新聞，折射出學生管理中的頗多無奈，教育懲戒亦隨之成為熱議話題。2017年青島首提“教育懲戒”之后，當地教師對行使懲戒權依然心有疑慮，敢于對學生“適度懲戒”者寥寥無幾。教育界對教育懲戒尚存哪些顧慮和關切?未來立法層面具體如何作為?

勇于破題：有點贊，有質疑

2017年2月頒布的《青島市中小學校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部以學校為主體的地方教育規章，首次以立法形式提出教育懲戒概念。《辦法》中規定：“中小學校對影響教育教學秩序的學生，應當進行批評教育或者適當懲戒。”

盡管這只是一部適用于青島市轄區的地方規章，但首次將教育中尚存爭議的“懲戒”入法，可謂“重大突破”。

《辦法》一出，不少一線教師、家長和教育專家點贊支持。“玉不琢，不成器”“教不嚴，師之惰”成為支持者的論據。“現在的孩子，承受挫折的能力實在太差了。有的孩子因為老師訓斥了幾聲，就選擇了跳樓自殺。有的因家長多說了幾句，就選擇離家出走。教育需要用懲戒來幫助孩子提升抗挫能力。青島新規讓人們再一次看到了教育懲戒對孩子健康成長的重要性。”一位中學生家長劉勇說。

半月談記者調查了解到，教育部有關部門對于這種敢于動真碰硬的地方立法實踐表示認可。然而，青島立法嘗試一年多，廣大教師在實踐中依然對“適度懲戒”心有疑慮，敢于行使懲戒權的教師寥寥無幾。

“政策和立法支持適度懲戒一直是基層教師的期盼，但實踐當中，往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門目前還是存在‘明哲保身’心態。”山東省濟寧一中語文教研室主任孫偉說。

也有人提出教育懲戒權法出無源的質疑。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譚曉玉認為，迄今為止，無論是我國憲法，還是教育法、教師法、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上位法，都沒有設定教育懲戒權，也即上位法沒有確權，就談不上賦權。

有部分教育專家認為，目前解決校園教育亂象的重點并不是懲戒教育。學校的指揮棒是升學率，考試成績遠遠比思德教育受重視，重“授業解惑”，輕“傳道”(即教如何做人)，而“傳道”卻絕不是靠懲罰就能實現的。

模糊的“懲戒”需更具操作性的細則

青島不少家長和教師對于教育懲戒的態度基本相似：認同適當的懲戒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和正常的教學管理，但具體實施還需更具操作性的指導細則。

“現在的孩子都是家長的‘掌中寶’，老師在學校也是口頭批評教育為主，有時話都不敢說太重，犯了錯誤頂多讓寫個檢查。”青島一位小學二年級教師告訴記者，青島新規賦予了學校對學生的懲戒權，對老師的正常履職是一種保護，對不服管教的學生也是一種提醒。但是，由于《辦法》沒有對懲戒的范圍和手段做出詳細規定，教師法又明確規定教師不能體罰或變相體罰學生，而“懲戒”與“變相體罰”界限又十分模糊，所以執行起來存在難度。

青島某小學學生家長董芳認為，相關部門還應該出臺配套明文規定，嚴禁“懲戒”演變成“體罰”或“變相體罰”。此外，不同階段的學生身心特點不同，懲戒的范圍、方式等也應當有所區別，避免對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造成傷害。

“青島市如果能夠深入探索，構建適合中國學校、學生和家長的懲戒機制，將是對現代學校制度建設的一個貢獻。”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如何在強調學生權益保護和反對體罰的同時實施“不打孩子的教育”，目前國內還缺乏有效的探索和建樹。正因如此，教師的懲戒權長期淪為空談，不敢管、放任自流成為較為普遍的現象。“懲戒”在中國之所以敏感，是因為人們習慣于將它與“體罰”畫上等號。

記者了解到，青島正發動專家、校長、教師、家長、學生等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研究制定關于教育懲戒的具體實施細則。雖然出臺日期暫不確定，但該細則將確保遵守以下四個原則：一是目的正當，懲戒是為了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二是教育為主，懲戒過程中須尊重學生人格尊嚴;三是措施合理，懲罰方式及程度要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的年齡特點;四是程序合法，實施懲戒要依據正當程序，采取適當措施，立足于促進學生健康成長。

寫進規章只是邁出“第一步”

青島在教育懲戒議題上邁出第一步，還需在懲戒方法、程序和監督等方面進行細化，讓教育懲戒真正落地。

減少行政部門對教師行使懲戒權的干預。在教育實踐中普及懲戒權，要讓教師能夠自主使用懲戒權。“教育行政部門也應該從一些教育領域適當退出，讓教師能夠正常行使懲戒權力。”儲朝暉說。

孫偉說，行政思維影響著教育系統的運行。“例如，某縣一學生在出游中出現意外事故后，教育系統就實行出游申報制度，不能確保安全就不能帶孩子出游，最終結果就是學校都不組織出游了。”

細化教育懲戒的合法程序。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對學生進行批評、懲戒以及處分，都必須有合法的程序。當前，我國中小學批評、懲戒、處分學生，有很多由當事班主任、老師直接做出，貌似十分直接、快速，可缺乏程序正義，把屬于學校公共事務的批評、懲戒和處分，演變為學生和教師之間的恩怨，直接導致被批評、懲戒、處分的學生及家長把矛頭對準教師，制造師生間的沖突。讓教育懲戒權真正落地，既要明確懲戒實施的范圍與條件，又要規范懲戒權行使的主體與形式。

讓懲戒成為教師的職業性權力。專家建議，從立法層面系統確立教育懲戒制度，在教師法中明確懲戒為教師的職業性權力(目前還沒有相關規定)。譚曉玉表示，教育懲戒權的實質是教師管理權。明確教師在管理學生過程中如何行使管理權，或可改變學校與教師在具體學生管理中首鼠兩端的尷尬境地。(采寫記者：王陽李美娟 陳席元 李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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