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男性占據村莊治理的主導地位，是人們的普遍印象。但在最近一次全國村兩委集中換屆過程中，村班子中女性成員比例大幅上升，數據與基層反映實際吻合。從公開信息來看，在全國多地農村地區，女村干部普遍呈增加趨勢，一些地區女村干部占比已經超過50%。

走出家門，參與鄉村治理

2023年底，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2年《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21—2030年）》統計監測報告引發關注。報告指出，女性參與村級決策和管理比例上升，“女性積極參與基層社會治理”，各地“引導婦女積極有序參與基層民主管理和協商，注重培養和選拔基層女干部”。

2022年，全國49.1萬個村班子順利完成集中換屆。換屆結果顯示，婦女成員占比上升，在村班子中占28.1%，較上屆提高7.1個百分點，每個村班子至少有1名婦女成員。

從一些地方數據來看，這一比例還要更高。在重慶，村委會中女性占比達到32.9%，安徽占36.7%。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魏程琳告訴半月談記者，根據其調研發現，在皖南、上海等地區，女村干部比例已經普遍達到50%左右，而且在女村干部群體中，多為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女青年。

干部走訪村民 歐東衢 攝

什么觸發女性群體更加積極參與村級公共事務的治理？魏程琳認為，這與改革開放以來婦女地位不斷提升的社會文化因素相關。更為直接的因素是，不少村兩委通過吸納女青年，促進了村干部隊伍的年輕化和知識化。

“具有大專以上學歷”“年齡在35歲以下”，近年各地招錄基層干部時，普遍設置了這樣的硬性門檻。一名鄉鎮黨委書記分析，在這樣的硬性規定下，男性更偏向于外出務工以獲得更多的收入，而留守在基層農村的女性則更愿意參與“社會保障穩定”“能夠兼顧家庭”的工作。

除此之外，各地婦聯等組織的推動也尤為重要。在全國村兩委集中換屆期間，陜西漢中擴大宣傳力度，讓廣大婦女“人人知換屆、人人知權利”，并對200多名參選參政婦女骨干開展專題培訓；在湖南婁底，則通過評選先進，講述女支書履職故事，鼓勵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走出家門，參與到鄉村治理中。

新中國成立以后，“配額制”“專職專選”等制度提高了女性參與社會治理的意識。但在相當長時間內，“至少一名女性”的配額規定，在一些地方就成了“有一個女性就好”。魏程琳認為，如今村級治理中，女性參與從“一個”到“一半”的趨勢變化，還有著基層治理現代化的深層動因。

村委會越來越像居委會了？

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顯示，村委會中女性比例不斷上升的同時，居委會中女性比例一直穩定在50%左右，居委會主任中女性比例也穩定在40%以上。魏程琳分析稱，村委會居委會女性成員比例差距不斷縮小，這一現象與新型城鎮化、城鄉治理一體化進程密不可分。

“在村委會干活，越來越向城市里的居委會看齊了。”湖南省岳陽縣新墻鎮一名女駐村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如今，發端于城市的網格化治理模式、市民熱線模式都在向農村延伸。“鄉村治理更強調規范化、服務化、技術化，組織架構也開始模仿城鎮社區。”

取消農業稅、調整計劃生育政策、開展人居環境整治……在與基層農村地區密切相關的政策轉型背后，縣鄉兩級政府也開始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基層干部舉例說，過去一些農村申領低保、享受優惠政策等存在較大的“人情空間”，存在“要辦事，先喝酒”的風氣。如今鄉村工作場域“窗口化”、內容“檔案化”、角色“專職化”，漸趨規范的流程制度為女青年、掛職干部等群體參與鄉村治理提供了更多空間。

“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下，對于農民群體來說，農村正在從以農業為核心的生產空間，轉向以公共服務為重的生活空間。”魏程琳分析認為，現代化轉型需要相應的制度成本，其中一個顯著表現是對村干部的知識水平、時間精力投入提出更高要求。

在這樣的治理需求下，村干部開始走向坐班化。“這對一些男性群體產生排斥效應，過去他們可以兼顧村務和農業生產或其他經營活動，但現在已很難再有‘兼職’空間。”魏程琳認為，在鄉村治理現代化轉型時期，既往阻礙女性當村干部的家庭、性別因素已經轉化為她們的優勢和資源。

為女村干部提供更多組織支持

城鎮化程度越高，女性參與鄉村治理的程度是否就會越高？魏程琳認為并不一定。他調研發現，在浙江、華南的部分地區，一些村集體與其他相關方存在復雜的利益訴求、分配問題，導致仍然少見女性參與村級治理。

與此同時，在女青年占比較高的地方，也有干部反映，當農村面對森林防火、一線執法、環評檢測等危險性高、體力要求高的工作時，的確存在男性人手不足的情況。

貴州省畢節市納雍縣維新鎮坪子社區里，7名村干部中有5名女性 歐東衢 攝

基層干部認為，上級政府可針對女村干部和后備女干部，開展村務現代化、群眾工作、項目管理和農業經營等方面的專業培訓，在鎮街一級推動村務工作者的輪崗，提升女村干部主持社區工作的能力。同時，針對部分較為特殊的崗位，進一步推廣落實專人專崗制度。

魏程琳建議，地方政府可以設置以女村干部為牽頭人的小微公共項目，防止女村干部“虛職化”。如通過政策議程設置，聯動婦聯等群團組織，開展養老、婦女就業、兒童托管、社區微自治等治理項目，向城市居委會學習相關的組織經驗，強化女村干部的優勢。

半月談記者：孫文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