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清華大學通報多名校內人員因違規報備、違規載客入校參與“黑導”“黃牛”活動被查處，部分人員被行政拘留。通報引發社會關注，也將校園開放這個老話題再次推到公眾面前。

網絡輿論上要求校園開放的呼聲強烈。一方面，不少網友認為公立大學由財政支持，開放公眾參訪是大學服務社會的應有之義，“門”開得太小有悖公立大學的公共屬性；另一方面，現實需求不容忽視，巨大的參觀需求與稀缺名額之間的矛盾，催生了校內外的灰色尋租鏈條。

開放不是“開門”與“關門”的二選一。校園開放的邊界，處于公共資源屬性、高校辦學自主權與社會期待的多重張力之中。本期議事廳，新華每日電訊智庫研究與傳播中心邀請來自教育界、法律界的嘉賓以及家長代表，共同探討這一話題，試圖在多元視角的交鋒中，尋找兼顧公共性與秩序的平衡之道。

【本期嘉賓】

熊丙奇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

楊尚東 西南政法大學公法研究中心主任

羅志敏 杭州師范大學經亨頤教育學院教授

周玓珞 瑞士洛桑大學訪問學者、媒體人

李想 清華大學教職工（化名）

盧小木 學生家長

【主持人】

薛園

高校辦學自主權與公眾參訪權如何平衡

主持人：此事最直接的矛盾在于，公眾認為大學具有公共屬性，校門理應敞開，但現實卻并非如此。作為家長，如何看待學校的擔憂和公眾訴求之間的矛盾？

盧小木：大學校園的開放程度確實影響公眾參訪感受。2014年我們帶孩子去廈門大學參觀，氛圍非常寬松，參訪者能在食堂用餐。但2020年送孩子去上海一所高校讀研時，發現校園卻是“封閉”的。如果說，當時有疫情等特殊原因可以理解，但近兩年很多大學校門依然是閘機當關，就讓人倍感困惑。

主持人：感謝盧女士提供的直觀對比。我們智庫中心的一名同事也表達了類似的感受。20年前讀大學時，他時常去北大“蹭課”“蹭講座”，從未想過清華、北大的校門現在會變得如此難進。但不得不說，這種公眾感受到的“倒退”，背后有著宏觀的社會背景。近年來，我國旅游出行人數實現大幅增長，也催生出以“名校打卡游”為典型代表的研學游市場。數據顯示，我國研學游市場規模已達到千億級別。這使得大學的參訪者不再只是零散的個人，還包括規模化、商業化運作的“客流洪峰”。熊丙奇院長，您認為這種宏觀的參訪壓力，如何影響高校的開放決策？

熊丙奇：公立大學本身屬于公共教育資源，首要任務是完成教育教學任務，同時也應通過校園開放，讓公眾感受高校人文氛圍，甚至分享圖書館、體育場館等資源，發揮其更大的社會價值。這是輿論呼吁開放的根本原因。

大學校園理應開放，但我們不能脫離現實談開放。校園開放面臨三大現實問題：安全責任不清、教學秩序受沖擊、開放成本高企。如果學校因為開放出了安全事故，很可能要被追究相關責任。因此，很多學校對校園開放十分謹慎。

主持人：公眾的呼聲強烈，但校方也有安全和秩序的考量。從法律角度看，公眾能否主張對校園的絕對“參訪權”？高校又該如何援引“辦學自主權”來劃定限制的邊界？

楊尚東：這是一個涉及公法權利和高校自主辦學權利的焦點問題。從法律屬性上看，公立高校屬于事業單位法人，確實具有明確的公共屬性。然而，公眾對校園的參訪需求，雖可視為對公共資源的合理期待，但這并不意味著公眾可以無條件地主張“參訪權”。高校的首要職能是教學與科研，其管理權來源于高等教育法賦予的辦學自主權范疇。大學校園開放必須服從于學校為維護正常教育教學秩序、保障師生安全而設定的管理規則。二者的平衡，在于高校應在保障核心功能的前提下，實行有限度的開放。

主持人：玓珞作為海外高校訪問學者，能否談談國外高校是如何在開放和秩序之間劃定邊界的？

周玓珞：國際上的經驗表明，開放與管理的平衡，關鍵在于分區分類管理。例如瑞士的公立研究型大學，校區是完全對外開放的，與社區融為一體。但為了保護研究成果和教學秩序，進入大部分的教學樓仍需要刷師生卡。像牛津、劍橋這類名校，校區整體開放，但核心教學空間也需要提前預約。因此，開放的邊界應是科研、教學、宿舍等核心功能區與通道、景觀區等公共區域的分離。

當校園通行證變成門票生意

主持人：清華的通報顯示，參訪名額的稀缺，催生了校內教職工和學生的“尋租”行為，直接將公共資源異化為牟利工具。名校參觀熱是如何為“黃牛”套利創造出巨大空間的？

羅志敏：普通院校可能開放了也沒多少人去，但頂尖名校一旦開放，就容易面臨人太多、沖擊正常教學秩序的問題。頂尖學府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教育場所范疇，它們是國家級文化地標和精神象征。清華、北大面臨的參訪需求，遠遠超出校園的承載能力，學校不得不采取嚴格的限制措施。這不是“想不想開放”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承受”的問題。當入校資格成了稀缺資源，“黃牛”就利用巨大的供需缺口與信息不對稱牟利，從而形成了地下交易市場。但頂尖名校的這種特殊性，也要求學校在制度設計上必須走在前面，用更精細的治理來平衡海量的社會需求。

主持人：供需缺口是根源，制度漏洞是推手。現有預約制度最大的漏洞在哪里？

羅志敏：現有預約制度最大的漏洞在于身份核驗與使用環節的“脫節”：系統允許代預約，但缺乏對實際到訪者的強綁定核驗，“線上預約”與“線下核驗”未能形成有效閉環。這使得“黃牛”可以批量注冊、盜用信息，將憑證倒賣。更致命的是此次通報暴露出內部權限管理的監督缺位。教職工和學生違規利用其報備權限牟利，使得本應服務師生的“審批權”異化為“牟利工具”，這是一個從管理短板到內部腐敗的鏈條。高校管理必須從簡單的“堵”與“防”，轉向更為精細、開放的“治理”思維。

主持人：“黃牛”現象并非中國獨有，海外名校也有學生提供有償預約服務。那么，海外名校在制度設計上，是否有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

周玓珞：確實，只要存在巨大的需求和有限的名額，這種套利沖動就會出現。例如，哥倫比亞大學現在也實行類似清華的預約參觀制，同樣出現了代約服務。關鍵在于制度反制和懲戒。輿論中最常見的偏激點在于，將校區是否開放與高校的學術和科研是否具有開放精神劃上等號。校方應通過媒體曝光等方式，加大對非法牟利行為的打擊。同時，通過在線圖書館、慕課平臺等多種渠道，彰顯開放精神。

主持人：作為清華大學教職工，李想老師如何看待教職工和學生將校方賦予的“報備權利”異化為謀取私利的工具？

李想：校內人員違規報備、違規載客入校以及參與“黑導”活動牟利，是嚴重違反校規校紀和法律法規的行為。受利益驅使，將學校賦予的報備權利當作謀取私利的工具，違背了基本的職業操守和道德規范。尤其是教職工，作為教育工作者，本應為人師表，卻做出此類行為，更是嚴重背離了教師的職業道德。

同時，這種行為的危害是多重的。大量無關人員進入校園，一方面影響正常教學和科研活動，擾亂校園秩序，甚至帶來安全隱患。另一方面，校內人員與“黑導”“黃牛”勾結，也損害了學校的聲譽，破壞了清華在公眾心中的良好形象，影響其社會公信力。僅近兩年，北大、清華等知名高校已通報數起類似案例，清華大學在今年7月25日才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校園治安秩序管理的通知》，強調嚴禁為無關人員報備入校，嚴禁為他人有償報備入校。

主持人：但公眾的質疑也很尖銳：既然清華、北大等名校多次發布這樣的通報，這說明內部監管的漏洞是一直存在的。校方除了事后嚴懲之外，能否從源頭上建立一個更科學的內部監督機制？

李想：您指出的正是學校管理的“痛點”和“難點”。這樣的案例反復出現，反映出學校管理確實存在漏洞，如入校報備審批流程不夠完善，缺乏有效的身份核驗和預警機制，對違規行為的監督和處罰力度不足等，給了違規者可乘之機。校方下一步應著重解決將“報備權”的審批流程徹底信息化、透明化、無紙化，并引入實時監測預警，一旦發現異常批量報備或高頻次報備，立刻啟動內部審計程序，盡可能減少“人治”的環節。

規則誰定、責任誰擔：從“管理”到“治理”

主持人：這次清華通報引發熱議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對教職工和學生的處理非常嚴厲，包括行政拘留、解聘、取消保研資格等。學校的嚴厲處罰是否具備充分的法律依據？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公法責任與內部管理責任的銜接？

楊尚東：法律與校規互為補充。教職工、學生通過虛假報備為校外人員辦理入校，若導致大量無關人員進入校園，擾亂正常教學科研秩序，可能觸發行政違法，被公安機關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治安管理處罰，這是公法責任，具有國家強制性。同時，無論是否構成行政違法，其行為均屬于嚴重違反校園管理制度，學校有權依據校規校紀結合治安處罰結果，對校內主體給予紀律處分，這是內部管理責任。學校的嚴厲處罰，正是依據辦學自主權和校紀校規，對“利用身份牟利”這種嚴重違反職業道德和學生行為規范的行為作出的回應。

主持人：那我們如何在懲戒的嚴肅性和教育的修復性之間找到平衡？

楊尚東：對學生和教職工的處分，必須嚴格遵循程序正義，規則制定要民主透明，處分決定要經得起檢驗。在兼顧懲戒與修復方面，我們也應該設置“容錯”與教育機制。對初犯、情節輕微者應以教育為主，體現管理溫度。可以考慮引入校史講解、社會服務等作為“矯正性任務”，幫助他們認識到利用公共身份牟利的錯誤，而非一味地施加嚴厲懲罰。

主持人：這次嚴厲的懲戒，體現了校方對維護秩序的“零容忍”態度。但我們也要反思，為什么大學需要用行政拘留和解聘這樣的“重錘”來維護一個本應由自治和道德約束的秩序？我們理解熊院長提出的“無限責任”是學校不敢開放的重要顧慮。但輿論場上也有質疑的聲音，學校是不是把這種“無限責任”當成借口，其本質仍是不想麻煩的“懶政”？

熊丙奇：這種質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無限責任主體”不是大學自愿選擇的，往往是輿論苛責逼迫它們不得不這樣做。一旦開放后，如果出現了校外人員傷害學生事件，輿論很可能會立刻指責學校管理不力，要求學校“負全責”，將所有的開放努力“打回原形”。這種輿論氛圍，使得學校在做開放決策時，不得不以安全風險規避為第一考量，而不是公共價值最大化。這不是簡單的“不想麻煩”，而是風險與收益失衡下的理性規避。很多學校被迫對學生進行“圈養式”管理，不僅管外面的人進去，還管學生什么時候出去。

主持人：這種“無限責任”的壓力，的確是大學校園難以輕言開放的隱性成本。如果“輿論即追責”成為常態，相關部門是不是可以出臺明確的“責任邊界清單”，把哪些責任可歸責、哪些不可歸責寫清楚，避免被輿論“綁架”？作為家長如何看待大學對成年子女的責任邊界？

盧小木：我非常理解學校對安全的擔憂，但不能因為怕出事就“一刀切”地關起來。我支持大學校園開放，大學不能和社會隔得太開，變成“真空里的象牙塔”。我覺得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了，大學不應該、也承擔不了“無限責任”。學生總要學會面對真實的社會。當然，在學生住校、宿舍安全，以及通過預約制控制校園總人流等方面，學校肯定要負起管理的責任。但如果學校因為怕出事就一刀切地關起來，反而是一種過度保護，對學生的成長也并非好事。治理思路應該是“疏”而不是“堵”，可以通過增加一些日常參觀名額和透明、完善的預約制度，來滿足公眾需求。

主持人：大學治理該如何走出這種“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

羅志敏：從治理角度看，對學生和教職工的嚴厲處罰，恰恰是大學從“管理”到“治理”轉型挑戰的體現。傳統封閉的管理模式在面對這種內部腐敗鏈條時，顯得力不從心。校方需要更精細、更開放的治理思維。這種嚴厲的處罰，更多是事后追責和震懾，缺乏實時攔截和內部監督的有效能力。解決怪圈，需要校方從“被動反應”轉向“主動設計”，將師生、社區居民的意見納入決策過程。

熊丙奇：我們呼吁開放，但開放要聽誰的？學校的師生意見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個學校要進行更深度的開放，應該由學校師生、社區居民共同討論、共同制定可以接受的方案，而不是只由學校單方面作決策。

AI制圖

從單方責任到共治共擔

主持人：最后，我們討論如何構建一套可持續、可復制的“有序開放”制度。如何做到“防黃牛”但不“防人”？羅教授提出的“最小治理單元”方案，具體包括哪些關鍵技術和管理手段？

羅志敏：改進制度的核心思路，是從簡單的數量控制轉向精細化的流程治理。最關鍵的是技術手段的升級：可以強化“實名預約+人臉識別”的強認證閉環，確保從預約到入校核驗的全流程身份綁定，從技術上根絕憑證轉賣。

針對“黃牛”利用搶票軟件集中占號的問題，學校應引入動態配額機制。具體而言，就是實施分時投放、隨機釋放名額的策略，并設置合理的“冷卻期機制”，即一段時間內預約失敗或取消的用戶暫時無法再次預約，這能有效提高“黃牛”囤票的成本和難度，保障真實參訪者的機會。

同時，應建立“黑名單”聯合懲戒機制，將查實的“黃牛”、違規中介和多次無故未到者納入信用黑名單。

在開放方案上，我建議借鑒“分區分類”的管理策略，明確劃分完全開放區、限時開放區和核心管控區。同時推行“需求分級+精細調配”的放號策略，分散釋放名額，保障真實、合理的參訪需求。

李想：治理需要充分考慮學校的現實承載力和管理成本。如果要求所有訪客都進行二次驗證、人證合一，學校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設備和穩定的系統支持。例如，在高峰期，出入核驗的瞬時處理壓力和排隊等待時間都會急劇增加，這不僅需要持續的財政投入，還會嚴重影響師生的正常通行，容易在執行層面出現混亂。可以分階段、小范圍試點，比如先在部分時段、部分校門試點新系統和新機制，通過對安全、秩序、體驗等多維指標的評估，并不斷優化完善，逐步實現可持續、有管理的開放。

主持人：熊院長從制度層面提出過“第三方平臺”的設想，能否具體闡釋一下，這個第三方公益平臺如何運作，才能有效解決高校開放的持續性問題？

熊丙奇：要深度推進高校開放，尤其是資源共享層次的開放，不能完全依賴于學校，學校缺乏積極性，且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我主張建立一個第三方公益非營利平臺，由政府支持，整合社區里的大學、中小學以及其他公共資源，并列出一個目錄清單。這個平臺可以統一接受預約，減輕學校的壓力，同時招募志愿者參與學校開放的管理維護，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還可以通過會員制或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分攤開放產生的持續性維護成本。這是一個比較長期的、可持續的解決方法，能夠更好地保障學生的核心需求，同時將公共資源最大化地輻射社會。

大學校園開放問題，絕不只是高校自己的事，社會治理的難度和成本，不應該只由大學來承擔。如果全社會對“公共空間”的理念仍然停留在“我的地盤我做主”的封閉思維，大學單方面開放，就會成為“唯一的靶子”，獨自承擔所有的安全和秩序壓力，以及“無限責任”的風險。所以，未來的方向是高校作為城市公共空間開放的先行者，推動和融入社區公共資源的整合與共享。只有當全社會“公共性”理念提升，治理成本被社區和政府平臺共同分擔時，大學校園才能真正實現有序、可持續、無壓力的開放。

主持人：羅教授在討論精細化治理方案時，曾提出“一校一策”的理念，即高校應根據自身特點制定不同的開放規定。從國際經驗來看，對于中國的“一校一策”建議，核心原則是什么？

周玓珞：我最想強調的核心原則是“因地制宜”。清華大學作為頂尖學府，它所需要接待的參觀人數遠遠高于其他學校，因此不能照搬國外的完全開放模式。具體的開放參觀制度應由校方結合在校師生意見和參觀情況綜合考量，科學制定。同時，必須將校區開放與學術開放區分開，通過在線渠道繼續展示其開放的學術精神，以滿足公眾對知識的渴望。

主持人：作為本期議事廳的家長代表，您對高校開放有何期待？

盧小木：我覺得家門口大學的開放日和深度體驗活動，可能比專程、扎堆去北京“打卡”清華、北大更實際，對孩子的影響也更持續。至于那種整合了多校資源、內容透明可靠的正規深度游學平臺，如果內容真的好，能夠讓孩子接觸到更核心的東西，即使需要付一些會員費，我也是愿意考慮的。

主持人：不開放的秩序沒溫度，無秩序的開放走不遠。名校參觀熱反映了社會對優質教育資源的強烈渴求，而清華的通報，則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開放不能粗放，必須是“有序”和“有規則”的。如何平衡大學的公共價值與內部秩序，需要社會、校方等多方協同，綜合考慮法律、技術、資源、成本等多重因素，共同為高校探索出一條既能回饋社會、又能保障核心功能的精細化治理之路。

（編輯整理：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黃書波 李坤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