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勇（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中日關系研究中心秘書長）

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的重要時間節點，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式訪問中國。中日兩國積極互動，進一步鞏固了中日關系重回正常發展軌道的良好勢頭。這是一次發生在兩國關系承前啟后重要時期的成功的外交實踐，為下一階段兩國的增信釋疑、互利共贏打開了新的機遇之窗。

10月2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一、日本對華政策積極調整促成安倍訪華

安倍政府的對華政策，2017年以來出現新的變化。對于日方的這一姿態，我方給予了積極、正面的評價，同時提出了新的期望。

首先，從日本國內局勢看，安倍訪華是日本決策者對新任期國內的政治經濟議程的綜合判斷使然。????

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后，安倍即將成為內閣史上最長執政周期的首相。今后兩年，安倍政府將迎來諸多重要政治外交議程，特別是參議院選舉、東京奧運會等。健康穩定的中日關系，是其能否取得新的政績的指標之一。安倍訪華后，日本國內一項輿論調查顯示，針對首相正式訪華一事，“給予好評”的比例達到71％，遠超“不予好評”的20％。

另外，由中國首先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日本經濟界越來越多的理解與認同。日方對這一倡議曾有過質疑和觀望，但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穩步推進，日本企業已用實際行動積極布局與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物流等領域的合作。中日間經濟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日本經濟界加強對華合作的愿望，也成為安倍調整對華政策的主因之一。

其次，從雙邊互動看，中日兩國持續積極互動促使安倍對華政策調整。

經過共同努力，中日雙方于2014年11月達成四點原則共識，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原則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新時期妥善處理中日關系特別是歷史、領土問題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為兩國關系重新立規，并開啟了改善進程。

2017年春季以來，以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會見日本代表團為契機，雙方持續開展了一系列積極互動，兩國關系改善勢頭明顯增強。2018年5月，李克強總理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并對日本進行正式訪問。

自2017年以來，日本國內主張改善對華關系的呼聲日漸增多，日本政府對華政策也出現不少積極變化，不斷釋放善意信號。

再次，從外部因素看，全球秩序的變化趨勢成為安倍訪華的重要外部助推因素。?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后，全球秩序出現了很多不確定的情況。特朗普當選后，安倍在時任總統奧巴馬尚未退職時，就飛赴特朗普大廈尋求與之面見。這一打破外交慣例的舉動遭到輿論的批評，但安倍不為所動，反而說這一非常規做法給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為鞏固兩人的私交打下了基礎。然而，之后美國的做法，比如要求日本增加對美軍基地的經費投入、日美貿易談判中的強硬做法以及在沒有與日本充分溝通的情況下就宣布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會面，令日本戰略界頗有微詞。

日本戰略界對日美關系短期與長期發展，消極論調日漸抬頭。安倍在公開場合并未對特朗普表示任何不滿，但其側近人士普遍對特朗普治下的全球秩序以及日美關系充滿憂慮甚至失望。

最后，從領導人政治心理看，安倍本人的個性與對華認知也是促成訪華的因素。

作為日本對華外交的最高決策者，安倍有著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執政風格，其對華觀念也頗為值得關注。作為改革型領導人，安倍自比“戰斗型政治家”，以目標為指向，在發揮領導力時積極主動。他既重“面子”，也要“里子”；當“面子”與“里子”相沖突時，后者優先。在具有“外溢”效應的國家重大政策問題上，安倍既在戰略上固守“內核”，又在策略上相對務實。這一政治心理特征，成為促使安倍最終確定訪華決策的重要因素。

此外，在對中國經濟發展以及中日經濟關系大局的判斷上，其積極面大于消極面。在他看來，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取得了成功，經濟長期保持高速增長。安倍比較認同中國的經濟發展對日本并不是威脅，而主要是機遇，日本經濟的復蘇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中國經濟的發展。鑒于中日關系具有互補性，特別是經濟關系密不可分，他要致力于解決政治問題，強調應該重視并尊重相互之間的經濟利益，不應因為政治問題而傷及經濟合作。

二、長期健康穩定的中日關系來之不易，值得加倍珍惜與精心培育

中日關系對兩國都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年以來，中日關系在政治、經濟、人文交流等領域均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協商與合作是中日關系的主流，但困難、干擾及挑戰也是客觀事實。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日關系經歷了各種風雨洗禮，經歷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復雜的波折、動蕩以及更為嚴峻的考驗。

第一，歷史糾葛與現實分歧的存在，使得中日關系具有突出的復雜性。

中日關系的改善，并不意味著中日之間不存在矛盾。這一問題需要兩國辯證地、發展地看。仔細回顧中日關系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兩國之間同時存在歷史、臺灣、領土、海洋權益等固有的、敏感的問題。上述問題的解決，遠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高度的戰略定力以及高效的執行力去因勢利導，需要時間去化解。同時，中日之間力量對比的消長引發的雙方戰略心理變化，與固有矛盾相互激蕩、相互助長，稍有不慎，就容易影響到中日關系的改善。

2018年10月25日，李克強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共同出席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招待會。

第二，發展長期穩定健康的中日關系，是一個持續積累和擴大積極因素、管控和化解消極因素的漸進性過程，既不能操之過急，更不能無所作為。

盡管當前關系改善勢頭良好，但也應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雙方應正視前進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既要關注問題本身，更要重視問題背后的深層原因，慎重妥善處理，謀求共同發展。中日能否全面合作，特別是在安全問題上能否取得互信，是決定中日關系能否順利發展的突出因素。

第三，能否客觀看待對方，學習彼此在發展過程中的長處與經驗，這一指標在關系改善的各個時期都屬關鍵性因素。

中國是21世紀日本外交繞不開的主題。隨著中日綜合國力的差距不斷拉大，能否正確、全面、理性看待中國，是21世紀日本面臨的時代性課題。

需要指出的是，在日本國內，還存在一部分勢力不希望看到中日兩國改善關系，在千方百計制造話題，設置各種障礙。日本應認識到，中國不謀求建立一個新的霸權秩序，中國將會一如既往地堅持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倡導對平等與合作理念的尊重。中國所力行的是構筑一種基于共同利益、為了實現共同目標而采取共同行動的一種合作關系。

第四，更為重要的是，面對中日關系中的新老問題，應堅持四個政治文件不動搖，站在大局的高度，歷史地、辯證地對待。

近代以來，由于日本逐漸走上對外侵略擴張道路，中日兩國經歷了一段慘痛的歷史。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和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等兩國老一輩領導人，順應世界大勢，作出關鍵性、英明的政治決斷，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締結了和平友好條約，開啟了兩國關系的新紀元。

1972年發表《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繼承復交和締約精神，兩國又分別于1998年發表《中日聯合宣言》及2008年發表《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這四份綱領性政治文件，共同構成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成為指導中日關系發展的原則方針。

在《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中，兩國決心正視歷史、面向未來，不斷開創中日戰略互惠關系新局面，實現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崇高目標。未來，中日應秉持良好中日關系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根本性認識，推動兩國戰略互惠關系不斷發展。

三、促進亞洲繁榮與穩定，是中日兩國的共同責任

世界秩序潮流對中日兩國和雙邊關系的發展變化起到了巨大作用。中日關系為何呈現既有形態？未來又將呈現何種形態？我們應該在世界秩序變遷的大背景下更好地思考這個問題。

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對亞太地區和平穩定所起的積極作用，也促進了日本的國內繁榮和外部環境的改善。作為亞洲和世界舉足輕重、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中日兩國身上肩負著共同的使命。

“合作共贏”，這既符合中日雙方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兩國各自的發展戰略。中日分別作為世界第二、第三經濟大國及亞洲第一、第二經濟大國，在維護世界多邊自由貿易體制、反對貿易霸凌主義等方面承載著國際社會和地區國家的更高期待，也符合各自的目標設定。中日關系長期健康穩定發展仍需要雙方共同努力。明年，兩國還將迎來一系列重要議程，倘若雙方能增信釋疑，強化合作，良性互動，中日關系進一步改善的良好勢頭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