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法律是治國重器，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改革和法治相統一、相促進，在改革進程中對公平正義的探索和實踐讓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基礎日漸穩固。新時代新征程上，面對人民對司法公正的更高要求，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對司法審判工作提出更高標準，人民法院肩負更大重擔。

公正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彰顯公平正義的法治社會，既是現代化所指，也是民心所向。《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對健全公正執法司法體制機制、完善推進法治社會建設機制、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等作出重大部署。聚焦司法改革新任務，半月談記者采訪了6省份10位人民法院院長，共話如何為“最后一道防線”校準法治天平。

總策劃：葉俊東

議題實施：周清印、許中科

策劃編輯：孫文豪、姜 磊

采訪調研：閆 睿、王 陽、鄭生竹、吳帥帥、王 研、吳文詡

在“制度的籠子”里行使司法權

《決定》在“健全公正執法司法體制機制”章節中提出，“確保執法司法各環節全過程在有效制約監督下運行”。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強化對司法活動的制約監督”，《決定》對司法制約監督機制建設提出了進一步要求。

當前，我國執法司法體制機制各領域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但對執法司法權力的制約監督尚不到位等體制機制因素仍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公平正義的實現。“公權力本身具有強制性，一旦失范失控，很可能會出現濫用，并給民眾的權利造成損害。”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游勸榮認為，司法權如果缺乏有效約束，就可能突破公正底線。只有完善的監督管理機制、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嚴肅的責任追究機制，才能讓各種司法行為始終在法治軌道上運行，最大限度減少和防止權力脫軌、權力尋租現象發生。

常態化規范化開展網絡直播庭審，充分發揮庭長“關鍵少數”的監督管理職能作用，推進刑事審判進校區、民事審判進社區、商事審判進園區活動……江蘇省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李江蓉介紹，當地法院不斷深化司法公開，切實將接受監督落到實處。“未來，我們將進一步明確員額法官、司法行政人員、審判輔助人員職責權限，通過健全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等改革舉措，做到‘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

憲法主題教育宣傳進校園 劉滿倉 攝

受訪法院院長表示，堅持把審判權力制約監督作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要從繼續大力支持檢察機關發揮法律監督職能、充分發揮律師監督作用、壓實院長庭長審判監督管理責任、細化審判人員權責清單、強化審判流程節點管理、推進裁判尺度統一等方面入手，著力構建審判權制約監督體系。

要用制約監督實現司法公正，尤其需要加強有質量的制度建設。游勸榮表示，要真正從觸及具體利益的深度制定規范，如推動建立員額法官行使審判權力監督管理制度、嚴格執行不當干預過問案件記錄追責制度等。同時，需要講求制度建設的“性價比”，增強制度的針對性，建立簡單易行、管用有效、操作性強的制度，將監督措施案件化、程序化、規范化、信息化，提升審判監督管理實效，用有質量的好制度管權管人管事。

在對法院進行考評時，可確立“內外一致”理念。“案件辦得好不好，不是法院和法官自說自話，還要看廣大人民群眾的評價。”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衡陽建議，以尊重司法規律為前提，設置發回改判率、服判息訴率、法定審限內結案率等硬性考核指標區間;明確各法院、各部門辦案工作量基準值，動態調整審判資源，提升法官辦理疑難案件的積極性。

不讓法律“打白條”

生效法律文書的執行，是整個司法程序中的關鍵一環。應當看到，當前仍有一些生效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即“執行難”，執行不了的法律文書被稱為“法律白條”。這是人民群眾尤為關注、反映強烈的問題。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霍敏認為，《決定》提出“深化審判權和執行權分離改革，健全國家執行體制”，主要目的是解決“執行難”，更好實現當事人勝訴權益。

“執行難”成因復雜，是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疊加、交織的集中體現。“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綜合施策、多措并舉、系統治理。”霍敏介紹，今年以來，山東法院深化執行體制改革，持續加強執行聯動機制建設，與省公安廳、省自然資源廳、省市場監督管理局等部門合作，大力推進交叉執行工作，綜合運用督促執行、指令執行、提級執行等方式，強化對執行工作的統一管理。

部分地方法院院長反映，在制度設計層面，“類個人破產”制度還不夠完善;在強制執行時，信用懲戒機制還不夠精細，“納失”“限高”等措施在部分農村地區不管用;在普法宣傳上，社會大眾對完全喪失履行能力的“執行不能”情況認知不足等。

為破解“執行難”，各地法院展開一系列探索。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魯燕認為，應聚焦辦案全流程推進解決“執行難”：在立案環節，強化指導訴前調解，改變過去以辦案多少論英雄的導向;在審理環節，注重形成案件高發領域的解紛模式;在執行環節，將“查扣凍”財產的保全措施推前，通過執源治理降低生效裁判進入執行程序比例。

法官到基層進行金融糾紛多元化調解

衡陽認為，要將案件的立案、訴訟、執行當作一件完整“司法產品”，打通各環節程序壁壘，力爭用最少的程序實質解決糾紛，用最快的速度保障勝訴當事人權益及時兌現。同時，樹立“敗訴服判”理念，完善鏈條化釋明機制，“只有站在敗訴方角度審視裁判、考慮問題，才能盡快讓其服判息訴、案結事了”。

讓公平正義不遲到

“公正與效率”是法院審判工作的永恒主題。多位受訪法院院長認為，《決定》提出的多項司法體制機制改革措施體現了法院工作的這一要義，要把公正和效率緊緊融合在一起，努力讓公平正義不遲到。

審判是訴訟的最后一個環節，也是實現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冤假錯案洞穿了法律底線，是最大的不公。”游勸榮認為，要持續深化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依靠法治共同體共同把關案件質量。他表示，以審判為中心不是以法院或以法官為中心，而是在審判階段由法院主導，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相互監督，防止主觀片面和濫用權力。

在具體措施上，多位受訪院長認為，應推進庭審實質化，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要做到重客觀證據，不輕信口供、重證據分析，不主觀臆斷、重證明標準，落實好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衡陽認為，一審是實現糾紛分層過濾、定分止爭的“主戰場”，需向一審投入更多司法資源，防止出現大量的調解生審理、一審生二審、二審生再審、再審生信訪等現象，更快實現人民群眾期盼的公平正義。他介紹，宿遷正在兩級法院配強速裁團隊力量，實現案件輕重分離、快慢分道。

北京互聯網法院內的網絡調解室 鞠煥宗 攝

刑民交叉訴訟是近年來的一個司法熱點。“以刑事手段插手經濟糾紛，是涉企冤錯案件頻發的重要原因。”湖北省漢江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閆小龍分析，部分地方存在公安機關以合同欺詐為由對外地企業負責人進行羈押的情況，用不當手段對外地企業施壓以獲取利益，使得本來通過正常民事訴訟程序就能解決的問題演變成復雜的刑民交叉訴訟。此外，涉刑民交叉訴訟案件還存在歷史遺留、涉案財物處理不規范等問題。

閆小龍認為，應重視分析案件刑事、民事之間的優先關系，根據涉企業產權案件的具體類型構建相應訴訟程序，不能一味采用“先刑后民”的固有順序處理。“同時，在遵循法律秩序統一的前提下，以民法產權規范為基礎。只有在民法對當事人人身和財產權益無法有效保障時，才考慮適用刑法。”此外，閆小龍建議，處理此類問題應以節約當事人成本與訴訟資源為原則，以實現經濟效益、維護交易安全為目標，堅持公力救濟與私力救濟相結合，嚴格規范涉產權的刑民交叉訴訟，實現產權保護法治化。

以審判專業化助推法治專業化

隨著社會分工日趨細密，司法逐步介入專利、海事、公司、金融、互聯網、醫療、行政訴訟等專業領域的糾紛。

《決定》提出，規范專門法院設置。專門法院是在特定部門或對特定案件設立的審判機關，1954年我國即確立了專門法院地位。當前，通過設立專門法院實現司法專業化，已成為我國司法現代化的有力推手。

1984年，我國陸續在沿海沿江重要港口城市設立11個海事法院。浙江省寧波海事法院黨組書記、院長杜前表示，40年的實踐證明，海事法院在找準服務保障海洋強國戰略的切入點、發力點等方面成效顯著。

杜前介紹，寧波海事法院正圍繞浙江國家經略海洋實踐先行區、浙江自由貿易試驗區提升行動等浙江重大發展戰略，全力支持海洋新質生產力培育，妥善處理涉產業鏈供應鏈暢通、數字貿易、跨境電商物流、海外倉等新業態新模式案件。同時，積極對接區域發展戰略，與上海、南京海事法院共建長三角海事法院執行聯盟，有力推動區域內海事司法一體化高質量發展。

2018年7月，中央深改委會議審議通過增設北京互聯網法院的方案。北京互聯網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姜穎表示，成立6年來，法院集中受理北京轄區內互聯網特性突出、適宜在線審理的案件，承擔著總結推廣新型審理機制、探索構建新型訴訟規則、健全完善專業化審判機制等職責。“目前，北京互聯網法院已初步實現中央深改委的設立目標，推動中央改革部署形成生動實踐。”

除審判主責外，互聯網司法的職責使得互聯網法院必須承擔大量前沿調研、參與網絡空間治理等工作。“一方面，涉網著作權等簡單類型化案件占比較高，示范意義不強，消耗了大部分司法資源;另一方面，網絡不正當競爭、數據權屬侵權、利用算法技術引發的侵權糾紛等能體現數字經濟發展方向的案件沒有被明確納入管轄，影響司法治理效果。”姜穎建議，優化調整互聯網法院管轄范圍，集中資源審理好涉數據權益、虛擬財產、算法應用、個人信息、網絡不正當競爭等“強互聯網案件”，使互聯網法院更好護航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促進數字經濟發展。

基層法院是提升審判專業化程度的重要陣地。《決定》提出，深化行政案件級別管轄、集中管轄、異地管轄改革。受訪法院院長表示，相關改革為基層法院實現行政審判專業化、破除“司法地方化”提供了改革空間。霍敏認為，改革旨在解決訴訟的“主客場”現象，保障法院公正審判，監督政府依法行政，必將有利于提升司法權威與司法公信。“目前，山東法院已經形成‘以當事人選擇管轄’為核心的跨行政區劃管轄行政案件制度，可由當事人在中級人民法院劃定片區內自主選擇案件管轄基層法院。”

結合具體司法實踐，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郁奇指出，當前行政案件集中管轄改革還存在一些難點和盲區，如行政非訴案件普遍未納入集中管轄范圍、非集中管轄的基層法院面臨行政審判力量弱化甚至斷層問題、個別行政機關缺乏自我糾正的動力等，此外不同地市間也存在不同的集中管轄實踐模式。郁奇建議，可加大調研力度，研究行政非訴案件實行集中管轄的必要性、可行性，剖析不同地市不同管轄模式之優劣，完善行政機關主動糾錯保障機制，推動行政爭議調處平臺向屬地法院延伸。

以公正司法保障公民權益

《決定》提出，堅持正確人權觀，加強人權執法司法保障。受訪法院院長表示，人權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廣大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的切身利益。要以“如我在訴”的意識公正辦好每一宗案件，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老百姓到法院打官司是為了解決問題，絕不是來‘走程序’。”李江蓉表示，鹽城法院做到“小案不小辦”，主動對接黨委政法委主導的多元解紛平臺，創新設立社會化運營的和睦民商事調解中心，聚焦婦女、兒童等群體，聯合婦聯、教育等部門設置37個家庭教育指導中心，在離婚、繼承、分家析產等案件中貫徹落實家庭教育法和反家庭暴力法。

《決定》提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近年來，我國刑事犯罪結構發生重大變化，輕微犯罪案件明顯上升至80%以上。“對輕微犯罪進行刑罰執行的最終目的，是使犯罪人員重返社會，不再危害社會，但目前的犯罪附隨后果與之不符，也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不完全匹配。”霍敏認為，相關改革有利于減少對抗、促進和諧，實現懲治犯罪、預防和減少犯罪的目的，但同時需認識到其應當僅適用于輕微犯罪這一特定情形，不適用于危害國家安全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嚴重暴力犯罪以及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的多發性犯罪，要符合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的要求。

2022年，有關部門公布關于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的實施辦法，為建立輕微犯罪記錄封存制度提供借鑒意義。各地正嚴格落實相關規定，對判處有期徒刑5年以下的未成年犯罪人員犯罪記錄進行封存。

《決定》要求，“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改進法治宣傳教育”。魯燕介紹，日照正大力開展校園普法、法律咨詢，同時著力推進校園矛盾糾紛前端收集、提前介入、分類處置工作，目前已在全市237所大中小學全覆蓋設立校園安全先議辦公室。“我們在高校網站、學生手機終端發布法律預約咨詢二維碼，師生‘掃一掃’即可進行法律咨詢，反映糾紛問題。在中小學，我們設置‘司法回音心語亭’，學生可隨時語音報告校園欺凌等事項。”

加強涉外法治建設

《決定》提出，加強涉外法治建設。這既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長遠所需，也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當務之急。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書記、院長張應杰表示，云南有長達4060公里的國境線，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國接壤，正在努力建設我國面向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

《決定》要求，健全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制度，培育國際一流仲裁機構。張應杰介紹，云南沿邊設立覆蓋國家一級邊境口岸的14個國門訴訟服務站，在沿邊村寨搭建多元化解機制遠程調解平臺，推進建立訴訟與仲裁、調解有機銜接的“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機制。“我們專門設立涉外調解室，探索使用多國語言發布云南法院裁判的涉外典型案例，為南亞、東南亞國家法院和仲裁機構正確理解和適用中國法律提供參考，增進國際商事主體對中國法律的了解和信任，擴大了中國法律的國際影響力。”

互聯網法院日漸成為展現中國互聯網法治的國際化窗口。《決定》在“加強涉外法治建設”中提出，“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姜穎介紹，北京互聯網法院在知識產權保護、數據權益、網絡黑灰產治理等領域，審結了一批在國際互聯網法治領域具有先導示范意義的案件，案件裁判規則影響力不斷擴大。

當前國際競爭越來越體現為制度、規則、法律之爭，法治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內容。姜穎等認為，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需要更加妥善、公正地審理好各類案件，推進以互聯網法治為代表的司法規則走向世界。

涉外法治事關全面依法治國和我國對外開放工作大局。受訪法院院長建議，要以改革精神統籌推進涉外審判工作現代化：始終堅持依法平等保護原則，堅決依法維護中外企業合法權益;持續健全完善訴訟、仲裁、調解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國際商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全面優化在線庭審、異步審理、庭審翻譯、電子送達、司法區塊鏈、智能合約等信息化技術在涉外司法實踐中的創新應用;拓寬國際司法交流與合作途徑，講好中國法治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