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遭遇假記者敲詐勒索的現象近年來逐漸減少，但“真記者假監督”現象仍然不少，而且套路更深，手法更精。面對這樣狐假虎威的記者，基層為何敢怒不敢言?怎樣才能給基層一個健康良性的輿論監督環境?

消息很靈通，敲詐有套路

“我一個記者到環保局來辦事，你們就這態度!如果普通老百姓來了會怎么樣!”回憶起去年一次接待某記者的經歷，王進(化名)哭笑不得。“他威脅說要到市紀委去舉報，不搞掉一官半職不罷休。”

2017年5月，該記者到徐州市銅山區采訪當地一企業“環境污染問題”，他先去企業拍照，再找到王進所在的宣傳部門，要求到當地環保局查閱企業信息。“結果發現這家企業沒啥毛病，采訪搞不下去了，他就故意找茬，跟環保局工作人員起了沖突”。

“假監督”一般是組團到基層，常常只有一人有記者證。“如果來了以后能協調，他們就不寫稿。協調不了，他們就把稿件寫好發給我們看，如果我們不理睬的話就發出去。不過，只要打點到位，他們也就不發了。”蘇北一宣傳干部張芳(化名)說。

“假監督”團伙消息靈通是出了名的。“剛和一撥溝通協調完，就又來了一撥。他們之間會共享信息。”淮安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王昕(化名)說。不僅如此，他們還很有“新聞敏感”。用張芳的話說，“國家政策關注什么，他們就關注什么”。

“他們動機非常明確，就是來找你毛病的。”王昕說，“假監督”團伙在反映問題時往往都不惜長篇大論，“小題大做、生造懸念，打所謂的‘深度’牌，就是想讓你怕”。

“還有的人根本不來，直接在網上拼湊一些東西發過來。”王進說，這樣，他們就可以“一稿多吃”，幾乎同樣的內容可以向五六個不同的省份“開炮”。

花錢消災怕惹事，取證投訴也很難

半月談記者調研了解到，“假監督”團伙敲詐基層現象之所以屢禁不絕，是因為他們抓住了地方怕事情鬧大而不惜“破財消災”的心理。

多名接受采訪的宣傳干部表示，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地方施政小污點很容易被放大為千夫所指的輿論熱點。“假監督”團伙所在報刊可能影響力不大，但他們會用微博微信等自媒體做杠桿，再被門戶網站轉載幾回，不就搞成熱點了嗎?

徐州一基層宣傳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為保全當地政府形象和營商環境，花錢買平安是最經濟最有效的應對辦法。“上了熱點，基層一線就要準備好接受問責了，而且領導要求很明確，從重從嚴從快處理。”

此外，地方基層換屆的時候，“假監督”團伙來的次數明顯增多。“都知道新領導怕的就是重大負面輿情，搞不好一年的工作會被一票否決。”連云港一名宣傳干部說。

取證投訴難也讓一些地方宣傳干部應對此類敲詐時束手無策。王進表示，“假監督”團伙行動幾乎“滴水不漏”，為了搜集證據，他專門買了錄音筆和執法記錄儀。“但他們一般不跟你討價還價，收錢的時候，有記者證的那個人不出面，而是讓隨同的其他人來收”。

最近，這些“假監督”團伙騷擾基層又有了新幌子，往往打著“談合作”的旗號。“以前三千五千就能打發走，現在要我們買版面、投廣告，少的要三五萬，多的要十萬。”王進說，其實他們報刊的版面早已由個人承包，往往是一個記者帶著幾個助手在外“經營”。

鼓勵真正的監督，遏制虛假的輿情

“說實話，我們處理這些事情其實風險挺大的，經費支出管理越來越嚴，很多單位沒法去協調這個錢。”張芳告訴記者，平時要花很多精力來處理“假監督”團伙的騷擾敲詐，可以說心力交瘁，“各地的宣傳部門交流起這些事情來，都是一把辛酸淚”。

“正常的輿論監督能非常有效提高基層黨政工作效率。一些多年沒解決的問題，經媒體反映后，有時很快就有了轉機。”王進說，歡迎媒體對地方基層的輿論監督，但監督應該著眼于社會公眾利益而非一己私利，應該以建設性為底色，而非無事生非。

自媒體發布信息門檻低，讓“假監督”團伙不愁沒有“負面輿情”的出口。“有些人說，報紙上發不了，但是他有網站可以發，如果網站不能發的話，自媒體可以發，比如注冊今日頭條號、百家號或者一點資訊，這個是最要命的。”王進說。

“打擊新聞敲詐不能像打擊黃牛一樣，勢頭猖獗起來才整治一下。要把這個剎車一直踩下去，盡量不給它留空間。”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張濤甫認為，要標本兼治，明確執法依據，建立長效機制，還基層一個風清氣正的輿論監督環境。（半月談記者 鄭生竹 陸華東 邱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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