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在城市路口協助指揮交通 徐昱 攝

城市治理是社會治理的一大重心。黨的十八大以來，鼓勵公眾參與城市治理成為提升治理能力、提速治理現代化進程的新動向。各地從城市中國的痛點、難點中探尋治理發力點，政府、社區、公眾等互動“共舞”，共建共享的新思維在各地生根發芽，探索出多種值得重視的模式和路徑。

路徑之一：政府搭建平臺吸納民意

把脈城市治理，有基層干部提出長期困惑的3個問題：為什么民生投入越來越多，部分群眾的滿意度卻沒有隨之提高?為什么物質條件越來越好，一些群眾的幸福感并沒有隨之提升?為什么政府管得越來越細，社會的和諧度并沒有必然隨之增強?

在這些城市治理難點的背后，政府治理與公眾參與的關系亟待厘清。重慶市南岸區民政局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科科長陳潔分析了傳統社區治理的三大癥結。一是有覆蓋無參與。社區工作全面覆蓋、不留死角，卻往往忽略自下而上的廣泛參與。二是有投入無機制。沒有與投入相關的、公平的、有社會多元主體參與的機制。三是有社區無組織。社區成了行政科層管理的末端，“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社區管得太多，壓抑了老百姓的能動性。

在治理實踐中，南岸區探索“三事分流”治理模式，通過基層議事協商將居民的矛盾問題訴求，按照“大事”“小事”“私事”進行分類分責辦理，厘清政府、社區和居民三者角色定位，“政府獨唱”轉變為“群眾合唱”，“單邊行動”變為“多邊互動”。“‘三事分流’這個過程不在于把大事、小事和私事分得有多清，重要的在于培養居民和社會主體的一種責任意識。”南岸區委副書記王茂春說。

拆遷“臟亂差”的土廟子片區，當地啟動“三事分流”，明確了政府、社區和個人的責權，街道把“話語權”交給老百姓，注意發現群眾中的能人，組織群眾自發成立搬遷改造工作組，與政府平等商議。搬遷補償方案全面公開，搬遷全程在陽光下運行，短短兩個月，土廟子片區328戶居民搬遷簽約率超過95%，實現“零上訪”。

在北京，公眾則通過“民意立項”制度對城市民生工程建設提出建議和意見。去年9月，北京市民王女士和另外40名居民受邀成為百姓生活服務中心“民意立項”的代表，在聽取了百姓生活服務中心運營商的“路演”后，投票選出社區居民最需要的商品或服務。

看到出爐的“路演”投票結果，王女士笑了。再過不久，在百姓生活服務中心就可以方便地買到果蔬、肉蛋。高興的不僅是王女士，還有百姓生活服務中心運營商萬博客商貿公司的負責人張作坤。他說，政府的“民意立項”投票對他們而言就是商業調研，老百姓需要什么，他們就上什么。

路徑之二：居民自我組織自我服務

組織出力量。從組織形態上看，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主體包括基層黨組織、基層政府機構及其具有公共服務職能的機構、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社會組織、經濟組織等。然而，一些地方的公共服務行政機關包攬較多，自我組織、自我服務、自我發展意識不強。一旦某些公共服務提供不便或提供不足，將給基層社會治理帶來諸多麻煩。

位于重慶市南岸區花園路街道的南湖社區，成立于2001年，是個典型的“老社區”。由于沒有物業管理，社區基礎設施建設陳舊、商貿門面混亂、居民房屋老舊、流動人口復雜、治安問題嚴峻，曾是南湖社區治理面臨的突出問題。

僅在2014年，社區共收集群眾訴求1600件次，涉及教育、養老、醫療、就業、家政等訴求。群眾要求多種多樣，社區開展大量工作，依然難以滿足群眾多元化的需求。

2015年，南湖社區成立“微益坊”，作為社區組織孵化基地和社區多元參與治理平臺，調動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熱情，激活居民才智和正能量，解決社區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問題。

“總有一個社會組織適合你。從合唱團、跳舞隊到老年大學，從提供志愿者服務到參與社區文化生活，居民幾乎都可以找到滿足自身需要的社區組織。”南湖社區居民夏虎說。

無獨有偶，在上海徐匯區，凌云街道梅隴三村居民區的一批退休家庭主婦組成了“綠主婦”調解委員會，以“鄰家阿姨”的身份參與信訪矛盾化解和困難人群的幫扶。

更高效地實現社會治理，不僅需要各種居民自發成立民間議事協商機構，更需要在此基礎之上，將自組織逐步由活動型轉向功能型。

上海市嘉定區探索出“社區共營”的新機制。除了形成常態化的議事協商機制，居民還可通過社區聯席會、社區理事會、項目分享會、樓組議事會等協商議事平臺，圍繞物業管理、房屋租賃、生態綠化等社區治理瓶頸問題，共同參與制定公約，自覺遵守并形成社區秩序。

路徑之三：引入專業第三方深度參與

隨著社會快速發展，專業化分工越來越細密，許多社會治理領域需要“專業的人來做專業的事”。黨的十八大以來，在評估、檢測、咨詢等方面，第三方機構參與社會治理、社區服務呈現出越發活躍的景象。

引入第三方評估，構建“法治指數”，成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建設“法治余杭”的重要手段。評估方式分內審組(政府機構法律人員)、外審組(非政府機構的企業家、律師、記者等)、專家組(法學界知名專家)評審、群眾滿意度調查四個部分。

其中，群眾滿意度占35%的權重。法治建設水平如何，民眾最具有發言權，因此設置的權重也最高。如今，余杭法治指數制度不斷完善，已成為觀察當地施政成效的“晴雨表”。

政府購買第三方服務，也讓社會治理、社區服務更加專業化與規范化，更加契合老百姓的需求。走進廣州城區的很多街道辦，“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牌子令人注目。很多專業社工在這里工作，幫助問題青少年、長者，以及刑滿釋放人員等進行心理干預。

2008年以來，廣州財政資金連續投入購買社會服務。目前，為市民提供專業化服務的社會組織有數百個。在面積僅1平方公里的金花街道，就有18家社會組織進駐提供服務，涉及入戶指引、心理咨詢、老年康復、法律援助等。

位于成都市高新區西園街道的一座青工文化驛站，如今成了周邊大型電子制造企業數萬名青年工人的精神家園：閱覽、書畫、聊天、看電視、唱卡拉OK、打臺球、開生日會……這里的活動豐富多彩。

近年來，加快推進的新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使成都周邊涌現出一批以新一代青年農民工為主的大中型企業。幾十萬青年工人白天在工廠勞作，晚上回公寓睡覺，單調無趣的工余生活與充滿活力的年輕心態形成巨大張力，讓這個龐大的群體充滿躁動。

“創辦‘青工文化驛站’的想法由此產生，我們通過購買社會服務，為新市民打造一個溫暖有愛的城市精神家園，讓他們享受城市文化建設成果。”成都市文廣新局公共文化服務處處長夏凜說。

路徑之四：倡導志愿服務充實治理力量

“312路進站，乘客請排隊上車，后面的乘客請站到站臺上，注意安全。”下午4點半剛過，街上的車多了起來，北京公交集團員工邢懋俠帶領的志愿者團隊準時到達了大北窯東公交站，開始志愿服務工作。

“到高峰時候能達到上千人，大家都著急往家里趕，就怕出點意外。我們熟悉公交的情況，做志愿服務，第一是維持好秩序，保證乘客安安全全上車;第二就是幫幫那些老幼病殘的乘客，提個東西啊，讓個座啊，就是伸把手的事兒。”邢懋俠說。

近年來，像邢懋俠一樣的志愿者越來越多，他們一點一滴的無私奉獻不僅溫暖著每個人，也為城市治理注入了新力量。

在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區廣潤門街道，活躍著一批“廣潤門老年協會”的“老頑童”，他們大多不富裕，但總以微薄之力幫助更困難的人。法治宣傳、環境治理、幫扶貧困學生、照顧獨居老人……街里巷外處處都有他們的身影。“在家閑著也是閑著，不如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廣潤門老年協會會長張春和說。

一些專業性公益組織的介入，更為部分城市治理難題的化解提供了助力。

針對工業區流動幼兒越來越多、普遍存在早期教育匱乏的狀況。2016年，廣東珠海協作者面向流動幼兒及其家長開展圖書借閱、“種子故事人”陪伴閱讀能力建設等活動，以閱讀為介入點，改善工業區流動兒童早期教育環境，提升流動工人對子女的早期教育能力。

每個周末，工人旭芳都會來珠海協作者“上課”，學習怎么讀書，怎么給孩子講故事。經過一個多月的學習，她成為一名故事媽媽，不僅給自己孩子講故事，也志愿給社區的流動兒童講故事。

通過有效的陪伴閱讀，旭芳覺得自己和孩子改變都很明顯。“好像找到和孩子相處的鑰匙，家里的氛圍好了很多。”許多工人也反饋說，孩子從不愛聽、坐不住，到纏著讓父母講故事，孩子在學習上的表現讓他們感到欣喜。

珠海協作者常務統籌楊玳瑁說，珠海協作者扎根工業區，就是希望能在政府公共服務相對缺乏的地方，以公益組織的力量，形成有益的補充。

路徑之五：激活市場機制對接社會需求

社會公共服務量大面廣，而群眾的需求往往很細，光靠政府已經無法滿足百姓和社會的需求;同時，城市中存在一些重大而亟待統籌的迫切問題，單個的社會組織也難以駕馭。此時，引入市場機制，可以作為解決城市治理難點的有效一招。

“在浙江，單靠政府的力量已遠不能滿足人口老齡化發展的要求和老年人不斷增長的養老服務需求。”浙江省民政廳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處處長陳建義說，為此，浙江引導市場力量參與養老設施建設、產品開發、服務提供。

截至2017年底，浙江共有民辦養老機構1214家，機構床位23萬張，占總數的60.4%。“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運作的機構趨于成熟，社會力量成為供給主體，多層次、多樣化的服務格局基本形成，政府直接提供養老服務的比重正逐步下降。”陳建義說。

在治理交通擁堵等“大城市病”上，引入市場機制，也大有可為。城市路網復雜、路面立體，往往難以被單一的社會組織或社區統籌協調，須以新思維從城市整體著眼破題。

2017年10月，浙江杭州“城市數據大腦”V1.0正式發布，具備感知路況、優化信號燈配時、智能輔助指揮等強大功能，而在背后提供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支持的是包含阿里巴巴在內的十余家企業。

運行數據顯示，杭州“城市數據大腦”明顯提升了試點道路的通行效率。在阿里巴巴技術委員會主席王堅看來，未來“城市大腦”將是城市重要的基礎設施，治理交通擁堵只是“城市大腦”邁向城市治理的第一步。

“企業和市場知道社會需求所在，在提供服務時能精準對接需求，提供操作性較高的方案，大大提高了效率。”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范柏乃說，在教育、文化服務、養老、體育等方面市場機制都可以發揮作用，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前景將越來越廣。（半月談記者 周聞韜 汪奧娜 黃浩苑 陳國洲 魏一駿 趙久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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